古代社会怎样搞调查？登民数 书土田 度山林

《禹贡》是古代较早的山水调查结晶，最早提出“九州”说。宋人根据《禹贡》绘制《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中国古代社会调查，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调查，包括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直至清朝前期的社会调查。

古代都有哪些类型的社会调查

古代社会调查的类型，是随着社会调查目的、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它们的调查主体、社会功能也是多种多样、不断扩展的。

行政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统治阶级的官吏，其主要目的是收缴贡赋、征集兵员、派使徭役，管理国家和巩固统治，同时服务社会。例如，殷商甲骨文、金文中关于“登人”和战争的记载，春秋战国的上计制度和“初税亩”，秦的“初令男子书年”和“使黔首自实田”，汉的“编户齐民”和“度田”，隋的“输籍之法”，唐的丈量土地和《国计簿》，宋的“丁产簿”、“结甲册”和“鱼鳞册”，元的“诸色户计”和户籍清理，明的户帖和黄册制度，清的“摊丁入亩” 和赋役簿册等。行政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统治和剥削人民的重要工具。

改革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社会改革家，其主要目的是揭露时弊、剖析病因、提出方案，推动变革，破旧立新。例如，周公旦的“明德慎罚”和“敬德保民”，管仲的“明法审数”和“八观”，孙武的“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秦的郡县制改革和车同轨、书同文，汉的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唐的贞观之治和两税法，宋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辽的“因俗而治”和一朝两制，元的治汉地、行汉法，明的张居正改革和“一条鞭法”，以及清的洋务运动等。改革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社会改革家探究社会病因、提出改革方案、推行社会变革的有力武器。

学术型社会调查。其调查者主要是各类学者，其主要目的是广泛搜集资料、开展学术研究，形成新观点、新学问。例如，先秦的《山海经》，孙武的《孙子兵法》，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学术型社会调查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学问家、思想家搜集社会信息、研究社会现实，形成新观点、新理论的基本方法。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以唐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制”为界，此前多重口税、丁税，此后转向重田税、财产税。因此，为征收税赋而开展调查的内容，从夏、商、周，到秦、汉、隋直至唐前期，大都重丁口调查、人口调查和户口调查;唐建中元年后，则转向重田亩调查和财产调查，特别是清雍正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后，田亩和财产更成为行政性社会调查的重点内容。但是，这绝不是说人丁、户口调查不重要。由于兵役的征集都以成年男子为对象，因而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丁口调查。秦以后丁口调查扩展为人口调查，但仍强调“令男子书年”，其目的是便于根据男子年龄来征集兵员和徭役。总体而言，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人丁、户口调查，不仅先于田亩、财产调查，而且重于田亩、财产调查。

先经济领域调查，后非经济领域调查。夏、商、周时期，以农牧业为经济基础，以税赋为主要目的，因而早期经济调查的内容，大都涉及农牧业和税赋情况。例如，夏王朝的农业主要种植粟、黍、豆、麻和水稻，其收成和税赋主要取决于土壤状况，因而《禹贡》按土质优劣对九州的田、赋情况进行复合分组：首先， 按“等”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按“级”再细分为上、中、下三级。这种复合分组，既是农业调查的结果，又是税赋调查的总结。

至于非经济领域的调查内容，在夏、商、周时期，主要涉及军队、战争、狩猎和祭祀等情况的调查。秦汉以后，贾谊的《治安策》，傅玄的“五条政见”，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和《十渐不克终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论时政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则大都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等非经济领域。

先客观现实情况调查，后主观精神状态调查。先秦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就很重视主观精神状态的调查。例如，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真实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面貌。它既是对奴隶社会客观现实的描述，又是上古时期社会习俗风尚、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映。又如，管仲的“八观”，前四观主要涉及饥饱、贫富、侈俭、虚实等经济领域的客观现实情况，后四观则主要是对“民”、“臣”和“上意”的主观状态进行调查，并据此对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兴灭、存亡做出判断。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更重视广大民众的主观精神状态。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所宣扬的“民本”思想、“民权”意识，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当时民众主观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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