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词是如何做到“雅”与“俗”并存的？体现在哪些方面？

柳永，原名三变，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是北宋婉约派词人，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一生放浪形骸，他的词多为市井阶层男女之间的爱情，具有平民化、大众化的特点，还有“雅俗并陈”之称。“雅”与“俗”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柳永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他兼具文学与音乐的创作才能，常流连于勾栏瓦肆之中，为妓院的歌妓们填词谱曲，而柳永的词也在歌妓的演唱下传播至社会的各个阶层。宋朝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坊”与“市”界限的解除，夜夜笙歌、弦管填溢的娱乐场所数不胜数，青楼歌妓们也随处可见。

再加之北宋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越来越多士大夫官员置办歌妓舞女。朝廷与地方州府为了盈利，也开始置办官妓。总之，在政府的许可下，东京城内的妓馆层出不穷。

《东京梦华录》记载：“浓淡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

由此可见，随着娱乐场所的兴盛与发达，民间的私妓散落在瓦肆、歌楼等各个角落。私妓的待遇与生活条件不如家妓与官妓，她们只能依靠出卖歌喉、色相与舞艺来谋求生存。

一首吸引男客的曲除了需要一副甜美轻柔的嗓音来吟唱外，还需要配套一首优美且富有内涵的词。

柳永因常混迹于酒肆歌楼中，又写得一首好词，而备受歌妓的欢迎，且常被催促写新词。柳永曾在《玉蝴蝶》中写道：“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其中，“殢”有纠缠之意，写出了柳永在被歌妓索词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复杂的心情。

宋代文人雅士与歌妓之间的往来尤为密切，而宋词之所以能够兴盛，多半也源于歌妓的演唱与传播。

《避暑录话》中记载：柳永“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为辞”。

2.语言上的“雅”与“俗”

柳永长期生活在民间，且常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结交的好友多来自底层阶级，诸如歌妓、店家、泥瓦匠等。

而这些底层人士的日常生活正式柳永创作词的源泉，柳永以为秦楼女子写词作曲为生，因而柳永词的内容多为民间的俚语与俗语，更为贴近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徐度在《却扫篇》中云：“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可见上层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与下层阶级的市井百姓的审美情趣截然不同。

柳永词因“多杂以俚语”而不受文人雅士的待见，却备受百姓的喜爱。柳永词中的俚语不胜枚举，《乐章集》中便大量使用俚语。诸如，直恐、怎生、无端、自家、消得等俗言。这些俗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略显粗俗，但在柳永精心的加工下，竟能与写景抒情交相辉映，尽显新奇之意。

此外，俚语具有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生动活泼的特征，因而柳永的词风自然也形成了明白晓畅、亲切自然的特点。柳永词在语言方面的“雅”体现在用典的手法上。柳永引用的典故多为世人熟知的历史人物或故事。

例如，柳永在《合欢带》中写：“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

该词接连引用了战国歌女韩娥、“环肥燕瘦”中的赵飞燕、西晋文学家潘岳以及司马相如等四人的故事。据不完全统计，柳永的《乐章集》中共有七十余首用典词，而用典的次数早就过百，足以见柳永拥有文通古今的文学素养以及高超的语言驾驭技巧。

此外，典故的大量使用不仅增加了词的文化底蕴，也拓宽了词的表现形式。柳永开了古人在写词中用典的先河，使词这种附庸于音乐的文学体裁由俗转雅的重要标志。且柳永的用典增强了作品的气质与感染力，更打破了与士大夫之间的文化隔阂。

结语

综上，柳永在词的选材内容、语言表达上都略显俗气，单他却凭借高超的文学素养、传奇的人生经历、超越阶层的人文关怀将束之高阁的雅词引入繁华热闹的市井生活之中，又将平凡的民间文化取代了可望不可及的贵族文化。

如此变雅为俗，化俗为雅，让俗词达到了高超的境界，达到雅俗并陈的维度，恐怕只有柳永能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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