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英生活小常识革命中的螺旋菊英的出嫁中的
发布时间：2024年04月26日 点击：[14]人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兴起为一批有才情、有抱负的青年作家提供了契机，他们或慷慨陈词，直击封建命脉;或隐晦含蓄,反讽传统桎梏。收录于王鲁彦先生《柚子》中的《菊英的出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该篇文章通过写菊英娘穷尽一生为死去的菊英筹办冥婚的一场悲剧，披露了封建糟粕对于人民思想的毒害以及精神空虚的普通民众日益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悲惨事实。其中寥寥数字勾勒出的邻居形象颇为巧妙，湮灭在文本中的邻居或许正代表了王鲁彦先生的炽热的革命火焰。
“一个邻居的来说，昨天的医生不太好，他是中医,这种病应该早点请西医。”在描写菊英病故的过程中，菊英的邻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出去请西医打针的，及至菊英病危时，“那个要娘送她到医院去看的邻居又来了。他说今天再不去请医生来打药水针，一定不会好了。”邻居的出现充当了在无知的封建迷信中指明方向的角色。但令人困惑的是，何以在十年前的菊英去世事件中邻居尚能三番四次催促菊英娘去看西医，及至十年后菊英娘大张旗鼓筹办冥婚时，竟无人过问呢?这既是作者的巧妙构思又是伊丽莎白·贝尔-纽曼以“沉默的螺旋”假设为核心的舆论学说在中国近代革命初期中的具体体现，腐朽的社会环境正是促使其形成的“意见环境”。
首先，从“沉默的螺旋”假说出发，邻居在十年前后的反差表现正表明了，由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复杂背景，以邻居为代表的部分“内心革命者”不再发声的原因。纽曼的学说指出“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王葛彦发表该文章时是1920年，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正享受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带来的社会风俗的变化，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封建礼俗，对西方文明嗤之以鼻，而对西方习俗有了很大改观，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先进的技术和文明风尚正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流行开来，正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良好的意见环境的形成使得邻居的意见即使不占优势，但也不至于“被孤立”从而陷入“沉默的螺旋”中。
而反观十年后菊英出嫁时,“看的人都说菊英的娘办得好，称赞她平时能吃苦耐劳。她们又谈到菊英的聪明和新郎生前的漂亮，都说配合得得当。”由此可窥见当时落后腐朽的社会一隅,广大人民群众仍对冥婚不以为意，认为其是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当时的中国时经五四运动的爱国思潮的席卷，进步的思想在人民间流传，落后保守的旧思想开始破壁，但何以中下层人民仍对此置若罔闻呢?五四运动的主体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余阶层对其此或作壁上观，或严厉批判，认为不屑一顾，尽管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场运动到底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狂欢，学生的“一厢情愿”，民主科学的思潮并未在普通民众中流传开来。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假使邻居有反对冥婚的想法，有革命的想法，却也因为身边的“意见气候”即使遇到公开发表的机会，却也为了防止“被孤立”而保持“沉默”，最终进入沉默的螺旋。故而邻居前后极为反差的表现也恰恰体现出了民众思想的落后腐朽和愚昧麻木，以及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寸步难行，举步维艰的原因。
再者，令人注目的是，邻居前后反差表现所代表的思想态度与革命认知和作者的行文顺序恰恰相反。王鲁彦先生在对菊英娘为菊英操办婚礼的描述后，才写到菊英去世的经过，邻居在第二部分也才开始正式登场。倒叙的手法既将矛头对准封建礼教，批判被其束缚以至无法动弹的中国社会，又暗含了作者心中的革命火焰的燃烧。王鲁彦先生这样的安排正是为了告诉当时的国人，革命需要发声。倘若每-个“内心革命者”因为害怕被旁人孤立，因为畏惧他人的看法，无法洞悉主客我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思想，乃至中国的革命都将陷入沉默的螺旋中。“音乐热闹的奏着，渐渐由远而近了。住在街上的人家都晚得菊英的轿子出了门。菊英的出嫁比别人要热闹，要阔绰，他们都知道。他们都预先扶老携幼的在街上等候着观看。”这场荒唐至极的婚礼俨然已经变成万人空巷的重大事件，足以表征社会非一人愚味，而是全民愚昧。故而王鲁彦先生作此文旨在唤醒国民意识，倡导革命发声，莫陷入革命的螺旋当中。
诚然，革命的螺旋是一个时代的共象，革命的螺旋根植于每一个国民的心中。革命的螺旋不是个体存在的特例，在特定的时代下，每一个人民心中或许都有那一星革命的火种，但因为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种种干扰，民众都逐渐陷入沉默的螺旋中。鲁迅先生《药》中的看客们形形色色，不能说这些人的心中从未有过革命，新思想自鸦片战争起便一直在中国大地上传播，革命与改革殊途同归都是旧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选择，民众亦是如此。故而不单是《菊英的出嫁》中的邻居，那一个时代中的所有人无论乡绅富贾还是劳动人民，革命的火焰是必然存在的，尚未发声的群体中革命的螺旋也是必然存在的。
十年前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文明领城使得公众舆论的“意见气候”出现畸形，有意识的国民部分因畏惧孤立而陷入沉默的螺旋。而与之相伤，或许正是这种心理与病态的社会环境催生了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客心理。从《菊英的出嫁》的邻居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想传达的不仅仅是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控诉，也有不愿陷入革命的螺旋以及倡导革命发声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