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山南区养狗的地方我的经历节选
发布时间：2024年11月14日 点击：[5]人次
《我的经历》节选
我1956年出生在锦县，父亲是县医院院长，母亲是县妇联干部。由于母亲经常下乡，我是由一名姓孙的保姆带大的。当时我的家境比较好，当时父亲的工资74元，母亲的工资56元。那时的对虾才4角钱一斤。当时我最爱吃的是麻雀肉包的饺子和一种叫西洋糕的点心（当时我自己给这种点心起了个名字叫“羹匙”）。实实在在的过了两年的幸福生活。
到了1958年，反右斗争开始，我的母亲因反映了一些在下乡调查中发现的真实情况，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后来在我妈妈的一个难友刘姨的帮助下来到了锦州，寄住在刘姨的哥哥的家中，当时他家是三间房，让给我家一间半居住，到锦州后我们家没有户口，是黑户，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刘家的，要知道那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城市的粮食和蔬菜都是定量供应啊！在最困难的时候，刘家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帮助，使我们度过了难关。让我深深感到老一辈的患难真情和深厚友谊。
因母亲有些文化，街道和派出所经常来找母亲，帮助他们写一些文字材料，后来混熟了，派出所才帮助我家在锦州落上了户口。
我63年上小学，66年文革开始。当时，我家也同样受着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父亲当时是锦县杏山地区医院院长（受母亲右派牵连被降职），在那个小医院里也算是个走资派，被群众专政，不允许回家。有个星期天母亲炖了一只鸡，让我给父亲送去，我看到大冬天我父亲戴个狗皮帽子蹲在院子里给人家砸煤块，我心里又难受又愤怒（我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身上多处负伤，是三等残废军人，在家基本上是不干活的。）
由于愤怒和难受，在回来的汽车上我就病了，脸色苍白呕吐不止，下车后在西大桥头蹲了好长时间才回家，到家后就病得直不起腰来，过了几天实在挺不住了，到医院一检查，是得了急性阑尾炎，并且已经穿孔，需要马上手术。大夫说的很危险，要家长签字，母亲不敢签，给父亲单位打电话说明情况，造反派才让父亲回家为我签字做了手术。由于已经穿孔，肚子里已经化脓，因此手术后不能全部缝合，需要留一个孔，每天往里下一盘药捻，第二天抽出来把里边的脓带出来，同时再下一盘进去，如此往复下了十来天，直到把肚子里的脓清理干净为止。真是把我给疼坏了，每换一次都疼得大汗淋漓，床单都湿透了。
我出院后，造反派又把我父亲揪了回去，继续专政，后来在被解放前，有个造反派头头别出心裁，在我们家了开了一次批判我爸爸的批判会，还让我发言，我当时是一个小学生，真是敢怒不敢言，但是不发言还不行，没办法，我就说我爸爸在家不经常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注重思想改造，所以才犯了你们说的那么多错误。其实那个造反派头头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我们家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也常来我家串门。
书归正传，还是说我吧。出院后在家养病，没什么事干，就开始养鸡，我买了5只小鸡崽，养大后全是公鸡；我妈妈也给我买了5只小鸡崽，养大后全是母鸡。有一只大黑公鸡特别能战斗，打败了前后街所有能征善战公鸡，最后它自己也气成了霍症，身上的毛全部掉光，满身通红，老是晃头，后来让我给杀吃了。
后来又养了两条狗，一条叫“大黑熊”；一条叫“小灰狼”。“大黑熊”长的又高又大，从来不叫唤，来生人就跟在人后面用嘴顶着人大脚后跟走，能把胆小的人吓个半死。后来城市不让养狗，让我们班同学给杀吃了。“小灰狼”让我训的非常通人性，叫干啥就干啥，不论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如果不放在它的食盆了，不论家里有人没人，它从不动一口，它每天跟随我左右，就像一个忠实的卫兵。为了训狗，我还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公安局的警犬训练员杨警官，学了许多训犬的方法。后来打狗时没舍得杀，让我们班同学送到他农村的姐姐家去了。
我还养过一个兔子，也让我训得非常通人性，上小凌河洗澡，把它往筐里一放，到河边后把它放在草地上，它自己去吃草，我洗完澡打个口哨，它就回到我身边，往筐里一装就带回家，家里也没有兔子窝，门下留个洞，任凭它自由出入打野食，非常招人喜爱。后来被我们邻居家的小孩给偷走了，我知道后找他去要，还打了一架，也没要回来，因为被他给卖了。
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无线电。那是因为一件事使我受到了震动，一次我们家的电灯开关坏了，我父亲不会修，那时我们家连一把钳子都没有，更不用说其它工具了，没办法我妈只好求同院的邻居给修好了，还请人家吃了一顿饭，我想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于是就下决心开始学习电工技术；无线电技术，和各种修理技术。到修理自行车的铺子，看人家如何修理自行车，站在修理照相机的柜台前，看人家如何修理照相机，连走路看到地上有一个螺丝也要捡起来，到现在也一直保留这个习惯。我们家有一饭盒各种各样的螺丝都是我这样捡来的，这也给生活带来了方便。同事们的家庭用品螺丝丢了，都找我来配，无论什么特殊的螺丝，我这里一般都能配上。还养成了收集各种工具的爱好，这些年收集了不少国内外精巧的小工具。为同事们修理一些家电、器具很是得心应手，同事们戏称我“万能手”。
我学习无线电是从矿石收音机学起的，那是到处找矿石，什么方铅矿、黄铁矿、辉锑矿等等凡是能做矿石收音机的都尽力去收集。现在我们家还收藏着许多矿石和天然晶体。后来又开始装晶体管来复再生式收音机，超外差式收音机，装晶体管黑白电视机，我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是我在上大学期间装的。那时我修理黑白电视机的水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谁家的电视机坏了只要一说现象，我就能告诉他是哪个地方的毛病，保证手到病除。为了学习无线电我还认了几位高人，当时，无线电一厂技术科长洪元；厂长福洲都是我的好朋友。特别是洪元对我的帮助最大，在上中学期间我与他一起给锦州大食品商店装过一台自动打酱油机，给锦州红旗照相馆装过一台景像合成二次暴光照像机。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技术，后来由于他们本单位缺乏懂技术的维护人员，坏了以后逐渐淘汰了，包括我在大学期间为学校装的离子氮化炉也是同样的下场。通过多年的工作使我体会到：大多数设备仪器设计是合理的，技术是先进的，为什么在我们的工厂推广不起来？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缺乏相应的维护、维修人员，坏了后就找厂家，时间长了，厂家维修不到位，设备仪器就废弃了，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上中学时我还学过服装裁剪与缝纫，给自己做过二件夹克上衣和当时时兴的瘦腿裤子，为同学们改过许多瘦腿裤。
还学过木匠，大学期间放假没事就在家里打家具，当是打了一件仿照日本的只有两条腿的升降式写字台，在当时样式很是新颖。结婚时的家具也都是自己打的。
总之，除了上学应该学的没学以外，其它乱七八糟的差不多都学过。
但是那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还可以。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们都闹革命去了，没时间给学生上课，就让高年级学生给低年级学生上课。我被安排给四年级上了一段时间的课。效果还可以，受到了校长的表扬。我上中学的鉴定是我们小学校长亲自给我写的。
上中学时我被任命为我们班的班长。全年级12个班，只有我们这个班的班长是直接任命的，其它班的班长都是选的。上中学时又赶上小将登讲台。我们班的物理课的无线电部分是我给上的。结合实物教学，同学们反映还可以，后来还有两位同学跟我学起了无线电。但，好景不长，因为我们学校在文革前是自费中学，都是考不上中学的，自费到这里来念书，学校打架成风，经常动刀动枪。适者生存是当时我们学校的硬道理。我也就入了此道，在学校结帮结伙，经常打架，被人打过；也打过别人。八年级时打架，用刀扎过两个人，一个扎在后背上，缝了三针，另一个扎在脸上缝了七针，其实当时我只是想扎他的肩膀，可他硬是往上冲，结果扎在脸上，过后我也很后悔。我爸怕我这样下去会进监狱，就不让我再念书了。把我送回了山西老家，想让我在煤矿找个工作上班就得了。我看煤矿太艰苦，在那里呆了一年就回来了。回来后就直接随我父亲的单位下乡了。到现在连个中学毕业证书都没有，幸亏后来考上了大学。
下乡一年后抚顺的老青年点长抽工回城，我被选为青年点长，在此期间为青年点争取到资金，盖起了26间大瓦房，前后各13间，中间是一个大院,大门上方写着“青年之家”。又为青年点争取了一块菜地，使青年点的蔬菜基本达到了自给。77年高考前我正在锦县南边出民工修长虹沟，高考的前一周才听到消息，赶紧请假回家复习一周，居然过了体检的分数线,参加了体检，虽然没被录取，但也给我增加了信心，第二年接着复习，结果考上了锦州工学院。我原来的理想就是能当个电工、钳工就行了。参加高考只是为了从青年点出来，当时对上大学一点心里准备都没有，再加上已经散漫了多年，所以在课堂上根本坐不住，上完两堂课就跑回寝室去抽烟、喝水，有时第四节课还能来上上，有时就根本不来了。中午吃完饭就睡觉，下午的课基本不上，晚上也不愿意去上自习，有时就跑到和我同样爱好无线电的老师家去看电视、喝啤酒、摆弄无线电。为了帮另一个老师装音响，耽误了复习，机械设计课程考试还挂了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混到了大学毕业。